晚年，她的回憶錄里直將張道藩描述成為一個英俊、博學、細膩溫柔、重情的男人，可對于他這文化漢奸等錯誤行為，卻只字不提。當然，對于他在平衡她和原配妻子的各種手段上，她也只字未提。

蔣碧薇終究是可悲的，她的回憶錄里越粉飾愛越暴露了她內心的荒蕪。她終究一生都在試圖通過男人的愛證明自己，卻從未真正用成就自己的方式去證明自己。

雞蛋從外打破是食物，從內打破才是生命。這個簡單的道理，蔣碧薇傾其一生卻都未能參透，她一直用小心呵護男人對她的所謂愛的方式證明自己。她的千萬般小心，無時無刻不在說明她內心的脆弱。

蔣碧薇的另一個可悲處在于，從未從巨大情感陰影里走出的她，還將陰影投給了子女。

與徐悲鴻決裂后，把太多心思花在與張道藩情愛上的蔣碧薇與子女關系并不佳，她與張道藩情信2000余封，可與孩子的溝通卻屈指可數。

力氣花在哪里，花就開在哪里。可惜，蔣碧薇花了力氣培植的情花未開，她忽略的親情之花卻因缺乏呵護而備受摧殘。

1942年，蔣碧薇年16歲的長子徐伯陽突然離家出走，之后音訊全無。1948年，蔣碧薇將女兒徐麗麗接到她叔叔壽安家居住，不久，她竟也離家出走了。

徐伯陽后來在回憶中說起這段過往時的說法是：“長期生活在一個破碎的家庭里，得不到父愛也得不到母愛，這種滋味已經忍無可忍”。當時的徐伯陽是想有多遠跑多遠，所以他棄學離家后加入了遠征軍，直到抗戰勝利后才退伍。

徐麗麗的離家與哥哥徐伯陽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哥哥離家后去了遠方，她離家后回到了徐悲鴻組建的新家生活。后來，一直與徐悲鴻和廖靜文生活的徐麗麗還因感激繼母的愛而將名字改成了徐靜斐。

徐麗麗的改名是主動的結果，之所以如此，她自己說了：“我沒能在母親那里得到的關愛，她（廖靜文）卻給了我！”

可嘆蔣碧薇辛辛苦苦培植了兩盆花，到頭來，每盆花都不屬于她。賴誰？賴她自己，賴她自己沒有用愛的陽光雨露去澆灌親情。

與兒女一樣不屬于蔣碧薇的，還有她為之委屈十數年并為了聲名狼藉的張道藩。

1968年，與張道藩分手十年后，蔣碧薇收到了張道藩病危的消息。急匆匆趕到臺北三軍總醫院時，他并未閉眼，但他只在病榻上兩眼微張著，茫然而冷漠地注視著這個世界。

“我是雪（張道藩對她的愛稱），你還記得我嗎？”蔣碧薇雙眼含淚深情款款地握著他的手喚道。可張道藩卻只茫然地看著她，一臉的漠然，他已經認不出她了。

一個多月后，死神奪走了張道藩，死前，他沒有只字提及過蔣碧薇，也未曾給她留下過只言片語。

張道藩死后，身邊無兒無女孤身一人的蔣碧薇更加孤單了，此前，她多少還有個念想，可如今這念想也去了，那她能做什麼呢？

思來想去后，蔣碧薇決心把余生用在寫自傳上。就這樣，伴隨著寂寞時光的流逝，一部洋洋灑灑近50萬字的《蔣碧薇自傳》便出世了。極有意思的是，這部自傳上篇取名為《我與悲鴻》，下篇取名《我與道藩》。

自傳寫完后不久的1978年2月16日，那個海棠花再開的季節，蔣碧薇在臺北孤獨離世。

蔣碧薇去世后，世人打開她的房門看到，她的書房里掛著張道藩為她作的肖像，而臥室里則掛著徐悲鴻為她作的肖像《琴課》：臉部微斜、脈脈含情，專注地拉著提琴。而床頭，則擺放著兒子徐伯陽穿軍裝戴軍帽的半身照。

不難想象，一個人獨自生活的漫長孤寂歲月里，思念和追述成了她生活的全部。

因為死時、下葬時蔣碧薇身邊沒有任何親人，她的墓碑上，沒有兒女、子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