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怕勸惱了，蔣經國會發脾氣，甚至要吃冰淇淋或漢堡之類——因為有幾次蔣經國真要吃過，也沒人攔得住，看他脾氣發得那麼大，只能給他買來看他開心地吃。

如此情況，便可知曉，所謂醫生禁令，也只能在大多數情況下奏效，蔣經國總是要偶爾任性地吃嘴，使其身體狀況只能是每況愈下。尤其是在其去世之前的一兩個月，各種不好的情況是頻頻發生，比如一日下午，蔣經國忽然肚子感到不適，尚不及去到衛生間，便在床上瀉了。

發生此事時，恰好是蔣經國的侍衛副官翁元值班，翁元回憶說，當時阿寶姐說：

“翁副官，麻煩你給姜醫官送些消毒棉去，我要在先生房間噴香水除臭。”（姜醫官指的是姜必寧）

但是當時，蔣孝勇正和蔣經國說話，故此他也沒能進去。

然而，就在那日之后，蔣經國的身體病情開始急劇惡化。

到1987年8月底的時候，一次醫官程壽山給蔣經國測量血壓，測量結果令其大吃一驚，因為蔣經國的血壓已經超過了血壓的正常值的一多半，這是很危險的。程壽山立即聯系醫療小組，向上級報告后，蔣經國被送到榮總醫院進行救治。

榮總醫院的五號病房是蔣經國的專用病房，在這里，蔣經國被做了檢查，并且輸了血，情況總算穩定住。可是就是這次住院，醫療小組在對蔣經國的身體進行全面檢查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非常不妙的情況——蔣經國的大部分內臟功能衰退、漸有壞死之苗頭。

對于糖尿病人而言，這些身體情況猶如一個極其不妙的警報，或者說是在用事實宣告死神將至。

醫護人員和蔣孝勇心里都已明白：蔣經國的時日無多。當時這樣的信息，比較敏感，故此對外一直比較保密。

有關此一節，還有一個小插曲，為了掩飾蔣經國的病情，避免引起外界的猜疑，時任蔣經國侍衛副官的翁元說，雖然蔣經國已住在醫院，但是蔣經國的車隊依然是早晨上班時間開出蔣經國的官邸，到了晚上下班的時間再開回，但是蔣經國的專車里，則是除了司機，空無一人。

如此，在醫生千方百計的努力之下，蔣經國的身體勉強撐到了年底，可是醫生也只能治有限的疾病，并不能從死神手中救出人的命。在這期間，抽血檢驗師在給蔣經國抽血的時候，找尋他的血管都出現了困難。大家更加確定蔣經國的大限將至、人生無多。

好不容易，熬到1987年底，又掙扎著熬過了1988年的元旦······

人老了，有時候不是熬日子，是熬年關。

每熬過一個新年，似乎就像勝利了一次一樣。

但是，對于蔣經國而言，這將是他最后一次在死神面前的勝利。

因為，到了1988年元月12日這天，在清冷孤寂的黑夜里，迎接他的死神毫不留情地出現了，當然這天夜里，也只能算是提前一天打個招呼。

這天夜里，七海府邸窗外一片凄寒，寒意襲人令冬夜顯得又黑又硬，讓人不由心生一種難以抵擋的孤獨之感和生命微小的寂滅之感。七海府邸內一片幽暗，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藥味。

蔣經國躺在自己的房間，和死神在進行最后的拔河。

原本在這樣的節日里，該是子女歸來相聚的時刻，至少也該是子女病榻前盡孝的時刻，但是蔣經國的身邊無一子女，他的子女要麼生病、要麼外放、要麼遠嫁。

留在臺北的，僅一個孩子蔣孝勇。還有蔣經國的妻子，可是其妻當時也臥病在床，躺在蔣經國隔壁房間的病榻之上，與病魔抗爭，自顧不暇。

在無比痛苦中，蔣經國扛過了12日這個夜晚，但是到了13日，在和死神的拔河中，他已經精疲力竭。

先是13日上午，蔣經國感到極其煩躁不安，一會兒下床坐到輪椅里，一會兒又回到床上。這個動作，幾乎來來回回折騰了好久。

接著，蔣經國對翁元副官說自己的胃不舒服。翁元趕緊叫來醫生看，恰好當時值班的醫生是姜必寧，而姜必寧是一位心臟病方面的專家，對腸胃不在行，而腸胃醫生羅光瑞恰在那日出差去外地了。

但是，沒有別的醫生在，姜必寧只好趕緊去給蔣經國看，看了后，給蔣經國掛了營養點滴，同時立即聯系腸胃專家羅光瑞醫生，請其速回。

到了九點，蔣經國感到無比痛苦，他對翁元副官說：

“我實在痛苦得不行，全身不舒服，你們快想想辦法。”

可是作為副官，翁元實在是沒有辦法，但是跟隨了蔣經國很多年的他非常清楚，倘若不是特別痛苦難以忍受，蔣經國是不會如此說話的。所以，他只能不斷勸慰蔣經國，說腸胃專家羅光瑞已經在趕回來的路上，你要保重，等等之類。

人在病中都知道，任何勸慰都毫無意義，不能增減一分痛苦，因此蔣經國依然是痛苦不行，在床上翻來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