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妮嫁給李定國那一年，父親已經瘋掉。

父親是在一次外出公干中遭匪徒開槍打劫，親眼目睹同事被射殺的血腥場面而引發精神錯亂的。

這場突如其來的劫殺案，擴大成為藍妮的家變。

父親因精神病丟掉了常熟沙田局長的官位。短暫的神志清醒時，他曾想起一筆二十萬兩的銀子借出仍未收回，便前往香港討債順道治病，不料債戶拒還，中途又被隨行仆從卷走了所有看病費用，造成父親以一副更加恍惚呆滯的愁容回到家中，此后一蹶不振。

家里還有年幼的弟妹需要供養，為了拯救這個破落難支的家庭，母親采取了緊急預案，將18歲的藍妮出嫁。

嫁人意味著學業中斷，沒能完成大學的進修讓藍妮感到遺憾，但她所浸潤過的正規教育已優勝無數同齡人。

圖 | 藍妮

藍妮的丈夫李定國是國民政府財政部常務次長李調生的兒子，畢業于上海法政大學，文憑在藍妮之上。雖然這樁婚姻是“父母包辦”，但男女雙方皆受新思想洗禮，文化相當。而且藍妮與李定國的結合具備了一定的感情基礎，并非完全生拉硬拽在一起。

訂親前，藍、李兩家都住在上海襄陽南路，前后互為鄰居，打開窗戶就能相視而笑，所以不存在素未謀面即結婚的老俗套橋段。

但不管怎樣都好，李家顯赫的家勢為沒落的藍家所攀附，每月承諾接濟藍家的一百元，逐漸將藍妮冰凍三尺的娘家捂熱。

婚后，藍妮難免落俗為深宅庭院的生育機器。她19歲生頭胎（女兒，早夭），20歲生次女，21歲生兒子，22歲生小女兒。

四年四胎，能生被認為是女人的一種福氣，但是藍妮的性格躁動強勢，不適宜循規蹈矩相夫教子。同時她厭惡自己這位集“官二代”與“富二代”于一身的丈夫不謀職業在家啃老，故而時常與李定國發生爭吵。

到了婚后第五年，藍妮認為自己與李定國的矛盾已至不可調和的地步，又考慮娘家的困境已完成過渡，遂提出離婚。

民國大律師吳凱聲接手了藍妮的離婚案，于1934年完成。過程中沒有發生激烈沖突，雙方都同意文明離婚。

藍妮評價前夫李定國是個“只花錢不賺錢的人”，離婚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恰恰是因為“經濟問題”。但她沒有解讀這種“經濟問題”具體是什麼問題，使得熱衷猜測的外界渲染她在李家“痛苦生活五年”。

對此，李定國的侄子感到很困惑，表示二叔雖無所事事，但李家彼時家境殷實，不存在“經濟問題”，不知二嬸苦從而來。

大概因為離婚是由藍妮主張，所以她愿意凈身出戶。但掉價的是，李定國貴為財政部次長之子，果真吝嗇到不支付一分錢贍養費。

考慮到藍妮是一位要強的獨立女性，于她而言，乞人憐憫反而是一種羞辱，何況李本身無主要經濟收入，他還要照顧藍妮帶不走的三個子女，讓他掏錢等同于越一級向公公李調生攤大手板要賬，這是不符合情理的。但落得這樣的結局，對一個女人來說，未免太過于殘酷。

事后，經辦律師吳凱聲問了藍妮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你今后打算怎樣生活下去？”

她回答說：“我身上現在還有幾百塊錢，用完以后，就去投黃浦江，以了此殘生。”

當然這是喪氣話，解除婚姻恰恰證明她希望獲得新生，而不是輕生。

沒了李家的津貼，藍妮急需一份收入來源養活父母弟妹顯得迫在眉睫。擺在她面前的路少得可憐——女職員只能糊口，做女工太辛勞，當娼妓太下賤，充舞女也被人瞧不起......朋友提議再嫁人，但剛離婚又再嫁人？這顯然也不是她想要重蹈覆轍的路。

糾結焦慮之間，藍妮第一次展露出從祖父藍和光（實業家）那里繼承而來的經商頭腦，大膽地選擇了做一位汽車中間商，向上海買得起汽車的有錢人推銷產品。

原生家庭與次生家庭所積累的貴圈人脈，讓藍妮輕而易舉地接觸到上層人物，加之她的顏值正風華正茂惹人愛，所以很混得開。

不過日后她對自己曾干過這一行當諱莫如深。

藍妮并不滿足于溫衣飽食的日子，緩和了離婚初期的艱難，她開始萌生復辟貴婦身份的強烈欲望，逐步向交際圈轉型。

在她學生年代，上的都是貴族學校，同學非富即貴，利用這一優勢頻頻走動，她的朋友圈向上層層裂變，在短時間內結識了一大批巨商富賈、高官顯要，包括茶葉大王唐季珊、青幫大佬杜月笙、地皮大王楊潤身等等在內的財閥都認為藍妮是上海交際場上的第一女人。

圖 | 藍妮與孫科

就在這個春風得意、如魚得水的時間點，藍妮因緣際遇了劃人生意義的人物孫科（孫中山先生之子、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