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身處愛情中的女人，對愛情都有些盲目自信，她們認為自己是愛人亙古不變的唯一，可是現實呢？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

到了中國，譚展超加入了國民黨，奉派到貴州都勻，入了孫立人統帥的部隊，貝安加作為軍眷，住在營區附近的農舍里。

農舍條件簡陋、粗鄙，與貝安加從小到大的生活環境完全迥異，但就像很多深處愛情中的人所說的：“有情飲水飽，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再大的苦我都能受。”

貝安加在農舍不但住了下來，堅持了下來，還給譚展超又生了一個孩子。

因為愛情，貝安加愿承受身體的苦，但接受不了愛情的背叛。

有一次，蔣介石來都勻檢閱部隊，召見譚展超等年輕軍官時，陪同的貝安加發現丈夫的眼睛時不時地就會看向醫院營房門邊的一個護士，眼神熾烈而深情，就像當初看向自己的模樣。

這讓貝安加心里的火騰騰地冒了出來，尤其想到臨行前母親對自己說的：“中國男人很麻煩的，有了妻還要有妾，有了妾還要有小，你最后一定會被遺棄。”更怒不可遏。

貝安加不禁想，為他，自己放棄了意大利舒適的生活，來中國吃苦受累，擔驚受怕，可他，吃著鍋里的，看著碗里的。

與其以后被他遺棄，或和另外一個女人分享愛情，不如現在自己離開。

愛情，會讓人變得決絕，既能決絕地愛，也能決絕地放棄，這不是任性，是對自己的尊重。

貝安加選擇了離開，她要去上海，那里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貝安加決定帶著孩子和女傭，先坐卡車到桂林，從桂林再轉民航飛香港，然后由香港再到上海。

臨行前，她把要走的路線，和帶著孩子要離開的決心告訴了譚展超，她要譚展超明白，她離開不是因為自己害怕面對什麼，是自己的愛遭到了褻瀆。

或許譚展超當時對她賠禮道歉了，也或許譚展超希望她留下來，可是不過二十出頭的貝安加正年輕氣盛，再加上心里憋著火，她聽不進譚展超說任何話，也不會考慮自己和孩子未來的路會很難走，她只想離開，快速離開。

也許，磨到最后，譚展超沒招了，只能苦澀地說句：“是的，貝安加，我當然知道你是什麼也不怕的”，在三個孩子的脖頸上各掛上一條象征福運的小紅象項鏈，吻了他們后，譚展超送貝安加和孩子上了東行的卡車。

卡車往前走，道路崎嶇，顛簸的卡車車廂里，貝安加臉色蒼白，她一只手護著自己隆起的腹部，一只手拍打著已經睡著的孩子，心里從最初的憤怒，陷于了迷茫，和對未來不愿說出的恐懼。

但譚展超沒有來追他們，自尊也不允許她折返回去，即使她肚子里還有一個快要出生的胎兒，即使她不知道在完全陌生的上海，會經歷怎樣的生活。

到了淪陷區上海后，沒多久，貝安加就在上海的耶穌會醫院臨盆，生下女兒艾洛瑪。

四個孩子，最大的只有五歲，加上貴州女傭、上海阿媽，開銷大不說，還得繳付醫院的生產費用，很快，貝安加所得分手費就用完了，由廣州匯到上海中央銀行的錢也不夠她們的開支。

但就是這樣，貝安加也沒有再找譚展超要錢，也沒有向父母求援，她有她的驕傲，她不想讓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知道，她的選擇錯了。

可是，現實不會因為驕傲停滯，天上也沒有餡餅掉下來讓貝安加他們衣食無憂。

貝安加他們從租界內的旅館搬出來，遷入公寓，小孩由女傭照顧，貝安加到一家法國夫婦開的服裝店上班并兼職模特兒。

然后，貝安加開始和一個在譚家認識的銀行家談起了戀愛，以獲得他金錢上的幫助。

但沒有愛情，只是因為金錢的戀愛，讓貝安加的內心痛苦不堪。

她想掙錢，用自己的能力掙錢。

可是，一個帶著四個孩子的女人，在風雨飄搖的亂世如何掙錢？

也許是上天的安排，也許是貝安加特殊的身份，讓她早已是某些人眼里的間諜人選。

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在太平洋展開對日戰爭，局勢開始對日不利。

上海，這個由日軍占領的國際城市，氣氛也變得異常詭譎，軸心國與同盟國的外交使團爾虞我詐，互相套取對方的情報。

在這樣的情境下，經濟困窘的貝安加結識了一位舉止頗有歐洲風味的中國女人，由這個女人介紹，貝安加成為周旋在外交官社交場合的一名交際花，舞會飲宴中，暗中買賣情報。

某天，南京汪偽政權“外交部”的特別顧問，日本大使館的情報官黑田中校通過那個中國女人，跟貝安加見了面，以金錢為誘惑要貝安加向他們提供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