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為了紀念自己的愛情，也或許是為了記憶，貝安加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了一本書，也就是譚愛梅的愛人無意間看到的那本名叫《鴉片茶》的書。

讀完《鴉片茶》后，譚愛梅寫了一封給貝安加的信，寄給發行《鴉片茶》英文版的出版社，請他們轉交給貝安加。

信里不僅略述了譚展超和他們一家人到臺灣后的情況，譚愛梅還表達了希望見到貝安加，以及和同父異母的姐弟相聚的愿望，信尾附上了她在紐約的地址電話。

信寄出后，1993年年初的一天，譚愛梅接到了貝安加的電話，譚愛梅立即和愛人一起到了曼斯頓的羅斯福酒店。經過交談，譚愛梅得知，接到譚愛梅的信時，貝安加正在科威特，作為意大利一家新聞周刊的特派戰地記者在那里采訪海灣戰爭的新聞。

譚愛梅粗略地算了一下，做戰地記者時，貝安加已近八十歲。

近八十歲還到科威特做戰地記者，其勇氣和魄力讓譚愛梅和愛人不由不佩服。

而她這次之所以到紐約，是應邀參加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就職典禮的。

1998年，患肝硬化四十年的貝安加在美國加州去世，走時面容平靜安詳。

回看貝安加跌宕起伏的一生，她愛過、執著過，也被最愛的人背叛過，但她在經受背叛時，既沒有埋怨丈夫的不忠，更沒有歇斯底里地請求丈夫回歸家庭，而是明知前方危險重重也果決地選擇了離開。

是呀，與其因為背叛痛哭流涕，不如離開，做自己。

就像她說的：“活在過去的悔恨中太浪費時間，眼前有多少新鮮事物等著我們去擁抱？有多少新鮮地方等著我們去闖蕩？”

“這不是妥協，也不是向現實低頭，更不是屈服于宿命。”

而這是對自己最大的尊重和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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